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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介绍]
1998年5月19日，陈某以自己为被保险人向保险公司投保重大疾病险，保险金额2.5万元，附加住院医疗险，保费采取分期支付的方法。陈某支付了首期保险费后，超过规定的宽限期仍未支付第二期保险费，导致合同效力的中止。1999年9月15日，陈某到医院做B超检查，证实其卵巢多囊结构；9月28日，陈某提出复效申请，保险公司告知其无特殊情况，并缴纳所欠重疾保费185元，附加医疗险保费240元，即可复效；10月5日，陈某因“多囊卵巢症”住院进行手术。出院后，陈某向保险公司提出索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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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纽约州法院受理了巴布科克诉杰克逊一案，案情为纽约州杰克逊夫妇邀请其女友巴布科克于周末乘他们的汽车去加拿大旅游，在加拿大安大略省因驾驶不慎发生车祸．致巴布科克受重伤。返回纽约州后，巴布科克向纽约州法院起诉要求赔偿。依美国早先的冲突规则，应适用侵权行为发生地法即安大略省法，而安大略省法不允许这种请求。如依纽约州的法律，杰克逊对巴布科克是要承担损害赔偿的。在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均为纽约州居民，车辆的注册地也在纽约州，这次旅行的出发地和目的地也是纽约州，最后法院适用纽约州法判决杰克逊应负赔偿责任。
盛女士与平安人寿保险公司签订了一份终身寿险合同，附加住院医疗、意外伤害和意外伤害医疗短期险。主险保险期限为终身，交费年限为10年，年付保险费共计2346.80元。在投保书有关健康状况的各栏中，盛女士对“既往病史”作了“否”的回答，还签名确认。随后，盛女士在保险公司指定医院进行了体检，体格检查表记载“有腹部手术痕”，原因为“绝育术后30年”，保险公司体检专员在这份体检表上签了名。在盛女士交付保费后，寿险合同开始生效。去年5月15日，盛女士遭遇意外事故，因骨折住进市六医院治疗，并于5月20日手术。6月6日，盛女士伤愈出院，依据保险合同约定，她可获得5000元意外事故医疗理赔金，同时从保险公司获得住院床位费460元、住院手术费1500元，及住院杂项费2000元，以上合计共8960元。这对伤愈的投保人来说，也是一份安慰。但当她向保险公司提出理赔申请后，却被兜头泼了一盆冷水，对方生硬地告知：“不作理赔。”原来，保险公司派出的理赔调查员在医院获得了一份会诊记录，其上反映：“患者30年前有肾炎史……”，因此保险公司认为盛女士在投保时“隐瞒了病史”。得知情况后，盛女士赶紧与市六医院进行交涉，经查，是一位外地来沪的医生对盛女士的浦东方言发生误解，将30年前绝育手术疤痕当作了“30年前有肾炎史”：为此，医院医务处出具了会诊记录更正证明。但是，保险公司仍不认可医院证明，作出了拒绝理赔、解除保险合同、退还保费的书面决定。法庭上，抓住投保人把柄的保险公司仍不松口，其认为：市六医院医务处出具的证明材料只是一个见证，该证据不具有可信性。
C国人艾伯特与我国山西某企业签订联合开发煤炭资源合同，并在合同中作出如下约定：当事人的行为能力适用各自本国法；合同的准据法为C国法；若发生争议，或者向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提请仲裁或者向有管辖权的法院起诉。
试分析这些约定的效力。
中国某进出口公司与美国商人签订一份出口玉米合同，由中方负责货物运输和保险事宜。为此，中方与上海某轮船公司A签订运输合同租用“扬武”号班轮的一个舱位。1997年7月26日，中方将货物在张家港装船。随后，中方向中国某保险公司B投保海上运输货物保险。货轮在海上航行途中遭遇风险，使货物受损。
中国公民张某与丈夫蔡某侨居马来西亚，解放初期，张某携子女回中国厦门定居。丈夫蔡某仍然居住在马来西亚，并取得马来西亚国籍。1978年，张某用丈夫蔡某寄回的侨汇购买了厦门市住房一座，房主登记为张某。此后，其子女又先后出国或去香港定居。1997年，张某申请去香港定居获准。因在厦门已无亲人，欲在出境前将此房卖掉。经人介绍，张某在未取得其丈夫同意的情况下，与原告于1999年4月签订了房屋买卖契约，将该房以人民币85000元卖给原告。签约后，张某收取了大部分房款，并将部分房屋交给原告居住。同年10月，双方前往房管部门办理产权过户手续，因张某未能提供其夫同意出卖的证明，房管部门未给其办理产权过户手续。此后，张某因身体原因，未去香港定居；同时，其夫蔡某得知其卖房之事，从国外来信指责，并通过律师找到房管部门，要求不予办理产权过户手续。在此种情况下，张某向原告表示要求取消买卖房屋契约，各自返还已收取的房款和占住的房屋。因原告坚持买卖有效，双方不能协商解决。原告于2000年11月起诉至一审法院，要求确认房屋买卖有效。
1999年10月，一退休老人王某购买了一份具有分红性质的终身寿险，因与其儿子住在一起，相互关系也还融洽，于是指定其儿子作为受益人。后因其儿子结婚生子，由于住房紧张而产生矛盾，关系不断恶化，最后父子反目，不能相容，王某不得已搬到女儿家居住，由其女儿照料生活。第二年12月，老人病危，召集家里亲戚、朋友，决定让其女儿取代其儿子作受益人，但没有通知保险公司。不久，老人病逝，其女儿和儿子同时向保险公司提出索赔，要求取得所有保险金及分红。对此保险公司内部对于向谁给付问题产生了分歧。
王女士2003年买了意外伤害保险，期限是五年。2005年8月，她被一辆慢速行驶的轿车轻微碰擦了一下，顿觉胸闷头晕。不幸在送往医院途中病情加重，最后在医院不治身亡。医院的死亡证明书指出死亡原因是心肌梗死。
王女士家人拿着意外伤害保险有效保单及死亡证明等资料，向保险公司索赔，但遭到拒绝。保险公司的理由是，导致王女士死亡的是心肌梗死，不属于意外险责任范围，保险公司无需赔付。这引起了王女士家人的强烈不满。
罗某1998年9月份在某保险公司投保了6份99鸿福终身保险。2000年9月份，罗某因家庭收入锐减，要求退保，向保险公司索要全部保险费7300元未果，今年3月中旬，一纸诉状将保险公司推上了被告席。
罗某在诉状中称：保险业务员在向她宣传推销保险时，未能履行如实说明义务，致使自己不清楚保单的现金价值是什么意思，保险公司与其签订保险合同时，也没有向她提供保单的现金价值表，使自己将现金价值误认为是所交保险费。按《保险法》第68条和《99鸿福终身保险条款》第19条规定：投保人解除合同，已交足二年以上保险费的，保险人应当退还保单的现金价值。所以，她要求保险公司退还其两年共交的7300元保险费。
保险公司在法庭上辩称：原告在投保时，并未曾提到退保一事，业务员在解释条款的相关内容和注意事项时，原告也未曾对现金价值一词提出询问，这是导致业务员未能详细解释现金价值的主要原因；在1998年，由于保险公司业务管理手段的局限性，还没有条件为保险合同附一份现金价值表；《保险法》和保险条款并未对现金价值是否明确说明作硬性规定，说明即使未作明确说明，只要不是故意隐瞒，保险合同中现金价值依然有效；《保险法》和保险条款都没有明文规定保单的现金价值表必须附于保险合同之中。所以，根据现金价值表规定，并结合罗某的投保情况，只能退给她2723元。
法院认为，造成纠纷的主要原因是保险公司在与罗某签订保险合同时，没有向她提供现金价值表，致使罗某不知现金价值到底是什么，从而误解为按现金价值退还保险金，就是退还全部保险费。因此，保险公司与罗某签订的保险合同为重大误解合同，应予撤销。造成合同条款撤销的过错责任在于保险公司，因此，法院判令保险公司向罗某一次性退还其所交的全部保险费7300元。保险公司不服一审判决，随即提出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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