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心的人们或许会发现，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出现了许多耐人寻味的提法，譬如“坚持用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更加注重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积极促进社会和谐”、“合理调节收入分配”、“特别要注意就业机会和分配过程的公平”等。从这些浓笔着墨的字眼和提法中，人们不难解读出一个重要的信息：我国改革发展的指导思想有重大发展，改革发展的政策及价值取向正发生变化。追求共同富裕，实现科学发展，成为中国共产党执政治国的根本理念和方略。
势在必行的转变——由非均衡发展到统领全局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走的是一条“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人和地区共同富裕”的先富帮后富的非均衡的发展思路和模式。这26年来，我国经济以每年平均9.4%的增长速度发展，人民生活总体达到小康水平，综合国力大为提升。发展的成就证明，我们走的先富帮后富的非均衡发展之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但不容否认的现实是，非均衡的发展在给我们带来举世瞩目的成就的同时，负面的影响也显而易见，其表现在于，城乡差距、国民收入差距在扩大。调查统计显示，反映国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基尼系数已经超出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0.4。有研究者指出，1995年到2002年期间，中国个人财产分布的基尼系数从0.4上升到0.5，上升幅度高达近40%。
这种收入差距的扩大表现在城乡上最为明显，研究报告表明，中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1984年是1.8倍，1995年为2.5倍，2004年达到3.2倍，如果把城市居民获得的各种补贴和非货币收入也计算在内，其差距可能达到5倍以上。
迅速扩大的贫富差距和分配不公，已成为阻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影响社会和谐不可忽视的因素。据统计测算，“十五”期间，中国各类社会案件数量急剧上升，诉讼金额占GDF’的7％左右。1986年以来，中国治安案件的年均增长速度超过了10%。看来，解决贫富差距、收入分配不公问题已是势在必行。
无法回避的课题——总设计师的心之所系
晚年的邓小平在1990年到1993年，曾先后四次谈到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的极端重要性。
1990年7月3日，邓小平在视察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场馆时警告说：“中国有十一亿人口，如果十分之一富裕，就是一亿多人富裕，相应地有九亿多人摆脱不了贫困，就不能不革命啊!九亿多人就要革命。所以，中国只能搞社会主义，不能搞两极分化。”他认为，现在有些地区，允许早一点、快一点发展起来，到一定程度就要调节分配。
1992年2月在视察南方的谈话中，邓小平尖锐地指出：“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他期望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
1992年12月邓小平在阅读了《中国将成为最大的经济国》和《马克思主义新挑战更加令人生畏》这两篇文章后指出，“中国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后，一定要考虑分配问题”，“如果仅仅是少数人富有，那就会落到资本主义去了。要研究提出分配这个问题和它的意义”。他再一次期望“到本世纪末就应该考虑这个问题”。
1993年9月邓小平在与弟弟邓垦谈话时再一次讲到：“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邓小平又警告说，“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
世纪课题的答案——让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的召开，为解决这一“世纪性课题”给出了答案。
十六届五中全会及其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高度关注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其鲜明的特点，就是坚持用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鉴于当前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该建议高度重视合理调节收入分配的问题。明确提出了逐步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原则和政策，强调要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人，规范个人收入分配秩序，努力缓解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
实现共同富裕，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已成为党和政府制定大政方针的坐标和奋斗目标。这表明：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开始转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我国开始了一个新的发展取向：由“先富”到“共富”的转变。邓小平提出的“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的世纪课题，被提到了治国理政的重要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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