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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介绍]
王某于2001年10月向某保险公司投保了一份生死两全保险，被保险人为本人，受益人为其妻李某。2003年1月，王某经医院诊断为突发性精神分裂症。治疗期间，王某病情进一步恶化，终日意识模糊，狂躁不止，最终自杀身亡。事发之后，妻子李某以保险合同中列明“被保险人因疾病而身故，保险人给付死亡保险金”为由向保险公司提出给付死亡保险金的索赔要求，而保险公司则依据保险法第六十六条的规定，以死者系自杀身亡，且自杀行为发生在订立合同之后的两年之内为由，拒绝了周某的索赔要求，只同意退还保险单的现金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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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纽约州法院受理了巴布科克诉杰克逊一案，案情为纽约州杰克逊夫妇邀请其女友巴布科克于周末乘他们的汽车去加拿大旅游，在加拿大安大略省因驾驶不慎发生车祸．致巴布科克受重伤。返回纽约州后，巴布科克向纽约州法院起诉要求赔偿。依美国早先的冲突规则，应适用侵权行为发生地法即安大略省法，而安大略省法不允许这种请求。如依纽约州的法律，杰克逊对巴布科克是要承担损害赔偿的。在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均为纽约州居民，车辆的注册地也在纽约州，这次旅行的出发地和目的地也是纽约州，最后法院适用纽约州法判决杰克逊应负赔偿责任。
盛女士与平安人寿保险公司签订了一份终身寿险合同，附加住院医疗、意外伤害和意外伤害医疗短期险。主险保险期限为终身，交费年限为10年，年付保险费共计2346.80元。在投保书有关健康状况的各栏中，盛女士对“既往病史”作了“否”的回答，还签名确认。随后，盛女士在保险公司指定医院进行了体检，体格检查表记载“有腹部手术痕”，原因为“绝育术后30年”，保险公司体检专员在这份体检表上签了名。在盛女士交付保费后，寿险合同开始生效。去年5月15日，盛女士遭遇意外事故，因骨折住进市六医院治疗，并于5月20日手术。6月6日，盛女士伤愈出院，依据保险合同约定，她可获得5000元意外事故医疗理赔金，同时从保险公司获得住院床位费460元、住院手术费1500元，及住院杂项费2000元，以上合计共8960元。这对伤愈的投保人来说，也是一份安慰。但当她向保险公司提出理赔申请后，却被兜头泼了一盆冷水，对方生硬地告知：“不作理赔。”原来，保险公司派出的理赔调查员在医院获得了一份会诊记录，其上反映：“患者30年前有肾炎史……”，因此保险公司认为盛女士在投保时“隐瞒了病史”。得知情况后，盛女士赶紧与市六医院进行交涉，经查，是一位外地来沪的医生对盛女士的浦东方言发生误解，将30年前绝育手术疤痕当作了“30年前有肾炎史”：为此，医院医务处出具了会诊记录更正证明。但是，保险公司仍不认可医院证明，作出了拒绝理赔、解除保险合同、退还保费的书面决定。法庭上，抓住投保人把柄的保险公司仍不松口，其认为：市六医院医务处出具的证明材料只是一个见证，该证据不具有可信性。
中国某进出口公司与美国商人签订一份出口玉米合同，由中方负责货物运输和保险事宜。为此，中方与上海某轮船公司A签订运输合同租用“扬武”号班轮的一个舱位。1997年7月26日，中方将货物在张家港装船。随后，中方向中国某保险公司B投保海上运输货物保险。货轮在海上航行途中遭遇风险，使货物受损。
中国公民张某与丈夫蔡某侨居马来西亚，解放初期，张某携子女回中国厦门定居。丈夫蔡某仍然居住在马来西亚，并取得马来西亚国籍。1978年，张某用丈夫蔡某寄回的侨汇购买了厦门市住房一座，房主登记为张某。此后，其子女又先后出国或去香港定居。1997年，张某申请去香港定居获准。因在厦门已无亲人，欲在出境前将此房卖掉。经人介绍，张某在未取得其丈夫同意的情况下，与原告于1999年4月签订了房屋买卖契约，将该房以人民币85000元卖给原告。签约后，张某收取了大部分房款，并将部分房屋交给原告居住。同年10月，双方前往房管部门办理产权过户手续，因张某未能提供其夫同意出卖的证明，房管部门未给其办理产权过户手续。此后，张某因身体原因，未去香港定居；同时，其夫蔡某得知其卖房之事，从国外来信指责，并通过律师找到房管部门，要求不予办理产权过户手续。在此种情况下，张某向原告表示要求取消买卖房屋契约，各自返还已收取的房款和占住的房屋。因原告坚持买卖有效，双方不能协商解决。原告于2000年11月起诉至一审法院，要求确认房屋买卖有效。
2003年9月，原告为其子投保了某保险公司一年期学生、幼儿保险附加意外伤害医疗及附加住院医疗保险。保险期间，其子在院中玩耍时被一辆小轿车撞伤，发生医疗费用1万多元，该医疗费用全部由汽车司机给予了赔偿。
原告虽然获得了赔偿，但想起其子还投保了意外伤害医疗保险，遂以其子受伤住院治疗为由，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但遭到了保险公司拒赔。保险公司的拒赔理由是：经调查核实，住院治疗费用已经得到补偿，投保人并无实际损失，所以保险公司无需再承担赔偿责任。在与保险公司协商未果的情况下，原告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保险公司依保险合同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赔偿原告发生的全部医疗费用。
杨峰系四川省宣汉县一个小学生，通过学校代办方式购买了某保险公司的《学生平安保险合同》。投保意外伤害事故住院治疗、门诊治疗医疗保险。后杨峰遭遇交通事故，被村民欧大帮驾驶摩托车撞倒致伤。杨峰医院住院治疗费用共计20104.99元，法院判决欧大帮应该赔偿。
其后，杨峰父母向保险公司索赔，该公司拒赔，杨峰父母起诉至宣汉县人民法院。保险公司辩称，原告诉讼请求的意外伤害医疗保险金及住院医疗保险金属于补偿性质，应当适用补偿原则，被保险人不能因为疾病或者意外伤害而从中获利，被告没有再理赔原告的义务，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宣汉县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一、损失补偿原则不适用人身保险，当然也不适用本案的意外伤害医疗保险。二、本案中，被告没有举证证明自己对该免责条款已经向原告尽到了明确充分的说明义务，被告以该免责条款拒绝理赔的，理由不成立，其反驳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所以判决保险公司支付原告杨峰医疗保险金。
一审宣判后，被告保险公司不服，提出上诉。达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一、学生平安保险不适用财产保险的“损失补偿性原则”，我国《保险法》第92条第2款规定“人身保险业务，包括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保险业务”，本案中，原告杨峰与被告达州保险支公司之间签订的《学生平安保险合同》属于人身保险合同。从法理上讲，“损失补偿原则”一般只适用于财产保险合同，属于财产保险的基本原则，不适用于人身保险合同。本案中的原告杨峰既有权向第三人肇事者欧大帮主张侵权赔偿，也有权依据《学生平安保险合同》向保险人即本案被告达州保险支公司主张保险赔偿。而该《学生平安保险合同》第七条约定与保险法的规定相违背。
本案中保险人提供的《学生平安保险合同》属于格式合同，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18条规定：“保险合同中规定有关保险人免责条款的，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向投保人明确说明，未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保险人对自己是否尽到明确充分的说明义务负有举证责任。本案中，被告达州保险支公司没有举证证明自己对该免责条款已经向原告尽到了明确充分的说明义务，故《学生平安保险合同》第七条对被保险人即原告杨峰没有约束力。被告以该免责条款拒绝理赔的，理由不成立，其反驳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杨峰既有权向第三人主张侵权赔偿，也有权主张保险赔偿。依法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甘肃某地一对夫妇于当地派出所领养了一弃婴，并为其办理了蓝印户口。之后不久，夫妇俩分别在不同的保险公司为该婴儿购买了以自己为受益人的数份人身保险契约，保险金额达35万元。两个月以后某天，养母带养女到公园游玩，小孩溺水于次日死亡。该养父母因此向保险公司索赔，遭保险公司拒绝，双方争执不下遂对簿公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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