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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介绍]
1996年7月10日，林某(男，29岁)以本人为被保险人向保险公司投保递增养老年金险20000元，附加住院医疗险5000元。
1997年1月10—28日，林某因脑出血、左额叶动静脉畸形入院治疗，花费9794元，保险公司赔付医疗费用5000元；同年10月10—14日，林某又以同一病因住院，住院费用计15985元，保险公司又足额赔付5000元，同时决定终止附加住院医疗险。
林某对于终止附约的决定极为不满，认为既然附加险的保险费与主险的保险费一并交付，那么主险的保险责任未终止，附加险就自然有效，保险公司无权单方面解约，要求保险公司继续承保附加住院医疗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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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纽约州法院受理了巴布科克诉杰克逊一案，案情为纽约州杰克逊夫妇邀请其女友巴布科克于周末乘他们的汽车去加拿大旅游，在加拿大安大略省因驾驶不慎发生车祸．致巴布科克受重伤。返回纽约州后，巴布科克向纽约州法院起诉要求赔偿。依美国早先的冲突规则，应适用侵权行为发生地法即安大略省法，而安大略省法不允许这种请求。如依纽约州的法律，杰克逊对巴布科克是要承担损害赔偿的。在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均为纽约州居民，车辆的注册地也在纽约州，这次旅行的出发地和目的地也是纽约州，最后法院适用纽约州法判决杰克逊应负赔偿责任。
盛女士与平安人寿保险公司签订了一份终身寿险合同，附加住院医疗、意外伤害和意外伤害医疗短期险。主险保险期限为终身，交费年限为10年，年付保险费共计2346.80元。在投保书有关健康状况的各栏中，盛女士对“既往病史”作了“否”的回答，还签名确认。随后，盛女士在保险公司指定医院进行了体检，体格检查表记载“有腹部手术痕”，原因为“绝育术后30年”，保险公司体检专员在这份体检表上签了名。在盛女士交付保费后，寿险合同开始生效。去年5月15日，盛女士遭遇意外事故，因骨折住进市六医院治疗，并于5月20日手术。6月6日，盛女士伤愈出院，依据保险合同约定，她可获得5000元意外事故医疗理赔金，同时从保险公司获得住院床位费460元、住院手术费1500元，及住院杂项费2000元，以上合计共8960元。这对伤愈的投保人来说，也是一份安慰。但当她向保险公司提出理赔申请后，却被兜头泼了一盆冷水，对方生硬地告知：“不作理赔。”原来，保险公司派出的理赔调查员在医院获得了一份会诊记录，其上反映：“患者30年前有肾炎史……”，因此保险公司认为盛女士在投保时“隐瞒了病史”。得知情况后，盛女士赶紧与市六医院进行交涉，经查，是一位外地来沪的医生对盛女士的浦东方言发生误解，将30年前绝育手术疤痕当作了“30年前有肾炎史”：为此，医院医务处出具了会诊记录更正证明。但是，保险公司仍不认可医院证明，作出了拒绝理赔、解除保险合同、退还保费的书面决定。法庭上，抓住投保人把柄的保险公司仍不松口，其认为：市六医院医务处出具的证明材料只是一个见证，该证据不具有可信性。
中国某进出口公司与美国商人签订一份出口玉米合同，由中方负责货物运输和保险事宜。为此，中方与上海某轮船公司A签订运输合同租用“扬武”号班轮的一个舱位。1997年7月26日，中方将货物在张家港装船。随后，中方向中国某保险公司B投保海上运输货物保险。货轮在海上航行途中遭遇风险，使货物受损。
中国公民张某与丈夫蔡某侨居马来西亚，解放初期，张某携子女回中国厦门定居。丈夫蔡某仍然居住在马来西亚，并取得马来西亚国籍。1978年，张某用丈夫蔡某寄回的侨汇购买了厦门市住房一座，房主登记为张某。此后，其子女又先后出国或去香港定居。1997年，张某申请去香港定居获准。因在厦门已无亲人，欲在出境前将此房卖掉。经人介绍，张某在未取得其丈夫同意的情况下，与原告于1999年4月签订了房屋买卖契约，将该房以人民币85000元卖给原告。签约后，张某收取了大部分房款，并将部分房屋交给原告居住。同年10月，双方前往房管部门办理产权过户手续，因张某未能提供其夫同意出卖的证明，房管部门未给其办理产权过户手续。此后，张某因身体原因，未去香港定居；同时，其夫蔡某得知其卖房之事，从国外来信指责，并通过律师找到房管部门，要求不予办理产权过户手续。在此种情况下，张某向原告表示要求取消买卖房屋契约，各自返还已收取的房款和占住的房屋。因原告坚持买卖有效，双方不能协商解决。原告于2000年11月起诉至一审法院，要求确认房屋买卖有效。
2000年4月29日某公司为全体职工投保团体险，保险公司收取了保险费并当即签发了保险单。但在保单上列明保险期间自2000年5月1日起至次年4月30日，2000年4月30日该公司的职工王某登山，不幸坠崖身亡，事故发生后，其家属向保险公司索赔，保险公司是否承担责任？
1998年8月12日，某市百货商店向该市人寿保险公司投保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保险期限1年，保险金额每人5000元。1999年5月8日，该商场职工吴某被摩托车撞伤，随即入院治疗，被诊断为右侧额颞部慢性硬膜下血肿，9月20日死亡。吴某的指定受益人凭事故处理协议书与医院出具的“车祸脑外伤术后诱发肝昏迷死亡”证明向保险公司申请给付。保险公司为慎重处理本案，进一步查阅了吴某住院病历，获知：吴某1994年曾患甲型肝炎住院治疗，1999年5月8日车祸受伤入院，手术消除脑血肿，术后无异常。6月9日，吴感觉腹部不适，经检查发现肝炎后肝硬化失代偿期，转内科住院治疗，9月20日肝昏迷导致全身衰竭死亡。据此，保险公司认为吴某死亡之近因为肝炎而非车祸，而疾病不属于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的责任范围，故拒绝给付保险金，为此与受益人发生争执。
被保险人俞某于2003年7月5日在某市一公园游园时遭雷击，当即昏迷倒地，被送往附近甲医院急救。入院后他在给予心脏按压、电击复律等抢救措施后苏醒，于2003年8月4日好转出院。出院时被保险人神志清楚，一般情况尚可，除四肢肌力较差外，无其他明显异常。
由于被保险人购买了该公园的游园月卡，而在购月卡时同时投保A保险公司“旅游景点游客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因此，被保险人在出院后向A保险公司提出理赔申请。A保险公司在接到该理赔申请后，经调查研究，认为暂时不符合理赔条件，请被保险人在意外伤害事故发生日起满180天后做伤残鉴定。
同年12月20日，被保险人因左下肺癌伴两肺转移入住该市乙医院，第二天患者本人放弃治疗，要求自动出院，并于出院回家后的当天身故。被保险人的受益人于2004年1月14日向A保险公司提出理赔申请，要求给付意外伤害身故保险金。在申请人提供的理赔材料中，乙医院出具的死亡证明上列明的死亡原因是“肺癌”，因此，A保险公司又作了进一步调查，发现被保险人于2003年7月2日(雷击事故发生前)因“咳嗽、乏力三月”入住该市丙医院，CT检查示左下肺癌伴两肺转移。
被保险人在发生雷击事故后未满180天就死亡，因此无法做意外伤害伤残鉴定。同时，医院出具的死亡证明列明的死亡原因是“肺癌”。在这种情况下，A保险公司对本案的理赔出现了争议，具体有三种意见：
一、拒赔。持拒赔意见者认为，被保险人的死亡证明列明了死亡原因是“肺癌”，而“肺癌”是疾病，不属意外伤害，因此，A保险公司应该拒赔；
二、全额理赔。持全额理赔意见者认为，虽然被保险人的死亡证明列明了死亡原因是“肺癌”，但被保险人遭雷击是意外伤害事故，并且被保险人在遭雷击后180天内死亡，在无法判断雷击事故是否为被保险人死亡的近因时，应作有利于被保险人(受益人)的解释，因此，A保险公司应全额理赔；
三、比例理赔。持比例理赔意见者认为，虽然被保险人遭雷击是意外伤害事故，事实上也确实造成被保险人的身体伤害，但被保险人在遭雷击前已确诊“肺癌”，因此，应该认为被保险人是在“肺癌”和雷击两种原因的作用下死亡的。所以，本案应根据“事故寄与度”原则，确定理赔比例。
王某于2001年10月向某保险公司投保了一份生死两全保险，被保险人为本人，受益人为其妻李某。2003年1月，王某经医院诊断为突发性精神分裂症。治疗期间，王某病情进一步恶化，终日意识模糊，狂躁不止，最终自杀身亡。事发之后，妻子李某以保险合同中列明“被保险人因疾病而身故，保险人给付死亡保险金”为由向保险公司提出给付死亡保险金的索赔要求，而保险公司则依据保险法第六十六条的规定，以死者系自杀身亡，且自杀行为发生在订立合同之后的两年之内为由，拒绝了周某的索赔要求，只同意退还保险单的现金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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